强制报告
即医生、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人员，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凌、拐卖等9种情况时，应当立即报警。
近日，媒体报道贵州安顺2岁女童肛周患尖锐湿疣，引发广泛关注。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所致，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7月26日，当地镇宁自治县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排除该女童被性侵可能。
事件背后，于两年前开始施行的“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制度实施两年，部分省市对于强制报告的实施方式已有不同尝试。不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发现，强制报告制度的社会知晓程度仍待提高，在实际落实层面，相对较易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线索的医院，则普遍较为薄弱。专家表示，强制报告制度相当于一个探索的雷达，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就可以去举报，误报也是免责的。目前强制报告的配套措施则尚未普遍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只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一部分，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体系。”
实施成效如何？
制度施行两年有成效
社会知晓程度仍待提高
所谓“强制报告”，即医生、教师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人员，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家暴、欺凌、拐卖等9种情况时，应当立即报警。
上述规定来自于最高检等9部委于2020年5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而后《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修，将强制报告制度纳入其中，增设了7处涉及强制报告的内容，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定。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强制报告制度建设的现实需求日益迫切。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认为：“由于未成年人相对弱势，遭受侵害之后，他(她)不能或认识不到要去报案，导致很多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未被发现。强制报告制度相当于一个探索的雷达，要求相关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进行举报，哪怕误报也免于承担责任。”
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效果也在现实中逐步显现。2022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强制报告制度施行以来，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2854件，一批隐蔽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得以及时发现。
记者注意到，部分省市对于强制报告的实施方式已有不同尝试。2020年7月23日，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在重庆上线试运行，有关人员可以通过App中的强制报告功能，向公安机关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线索；2021年5月，江苏省宜兴市在当地部分医院，尝试将强制报告自动提醒程序嵌入医院诊疗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报告制度的社会知晓程度仍待提高。根据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2021年通过强制报告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数为1657件，而2021年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同期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60553人。
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表示，总体来看，强制报告制度在全社会整体知晓度还不高，通过强制报告发案的案件偏少，“以校园性侵案件为例，通过强制报告发案的也就10%。很多强制报告的主体发现侵害线索后，更多的是向家长反映情况，向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报案的比较少。”
有何不足之处？
医院普及相对薄弱 担忧判断失误或遭打击报复
2022年5月，最高检公布了6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其中两例均与医疗机构人员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有关。
2021年10月，一名未成年少女在东港市某门诊部做人工流产手术，而后查出其为强奸案受害者。该门诊部妇科医师不仅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还在明知其为未成年人，无监护人陪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为其进行人工流产手术。
另一起案例发生在山东省临沭县。2021年6月，一未成年男孩被家暴致重伤，后被送至山东省临沭县某医院，两位医生先后为其治疗，但发现伤情异常后均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已有两年，但不少医生对强制报告制度的了解和执行有所差别，部分医生甚至并不知晓需“强制报告”的多种情形。
西部一民营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告诉记者，她并不知道什么是强制报告制度。不过，只要接诊了18岁以下的患者，都需要上报给医务科备案，同时通知他们的直系亲属。如果在接诊中发现异常，“首先报给医务科，再由他们出面去汇报给其他部门。”
“实际中，医院在强制报告的普及方面比较薄弱，但医院又是比较容易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线索的场所。”郗培植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医护人员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和培训。
尽管《意见》中规定，有报告义务主体只要发现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举报，未规定其核查义务。但仍有观点担忧：一旦判断出错，后续被打击报复如何解决？
一中部城市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没人能确定是不是被侵害，如果判断错误，被对方投诉，甚至医闹怎么办？”
法律层面体现缺失 知而不报无实质性法律后果
对于上述担忧，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认为，症结在于强制报告的配套措施尚未普遍建立。“如医生遇到需强制报告情形后不知道该向谁报告、怎么报告，内部尚未建立起规范性的流程或者标准。其次，负有报告义务的人缺乏报告意识，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负有义务。”
在苑宁宁看来，强制报告的“强制”在法律层面体现不够，“应当报告而不报告又造成严重后果的话，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需要医师执业资格法，教师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进一步明确。”
记者注意到，在实务中，若有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导致案件第一时间未能被发现，通常是由当地检察院向相关单位的主管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再由主管机关开展整治或作出内部处罚。
“这就是由于现在法律责任层面的缺失，因为没有明确规定，他只能按照医院内部的处分规定给予相应的通报批评，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更严重的法律后果”，苑宁宁表示。
郗培植表示，“强制报告制度相当于一个探索的雷达，要求大家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疑似遭受侵害的，就可以去举报，而且误报也是免责的。这是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初衷。”
“我们要跟医生明确，强制报告是他的法律责任，不能说因为担心遭受报复，或者有其他顾虑，就可以不履行。”相应地，公安机关和医院也应做好相关的安保措施，保障报告人的安全。
一次实践
贵州毕节实践案例 “守未联盟App”建起“综合保护体系”
强制报告制度只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一部分，郗培植认为，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体系，“这个体系具备‘发现监察、个案追踪、分流转介、跟进帮扶、督查追责’的功能，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既要有公安机关，也要有相应的民政部门、司法社工等专业人士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就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闭环。”
记者注意到，贵州省毕节市检察院牵头研发的“守未联盟App”试图在市一级建立起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体系。一方面，这一平台承担未成年相关的普法教育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强制报告功能能让报告人直接联系到区县一级的检察、公安、教育和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
通过“守未联盟App”进行强制报告也写入《关于建立毕节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中，意见中提到，具有接收强制报告的职责的单位应当明确1名同志入驻“守未联盟”App强制报告功能，负责接收报告、答复等。
此外，接到报告后，接收单位应当及时办结并反馈。自2021年1月“守未联盟App”上线以来，注册用户人数超过30万人，接收处理强制报告153件次，其中来自医院的报告有103件。经核查发现犯罪线索14条，其中有13件都是从医院发现，均已立案侦查。
毕节市检察院“守未联盟”工作室负责人第九检察部主任罗沙白告诉记者，“守未联盟”在上线前就多次和公安、教育、民政、卫健等有关部门沟通。“守未联盟”上线后，卫健部门就此对全市医疗系统进行了宣传和安排部署。
在信息保密上，“守未联盟App”后台研发人员杨贤表示，报告人的信息和报告内容只有特定报告接受人员知晓，且严格保密。此外，报告人他能看到整个处置流程，具体到哪个阶段，从而进行监督，形成闭环管理。
同时，杨贤表示，“守未联盟App”后台的强制报告相关记录可以作为参考，对于及时报告使遭受侵害或者可能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妥善保护、免于受侵害，犯罪分子受到依法惩处的，有关单位、部门能以此对报告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怡帆 蓝婧 实习生 李龙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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